新冠疫情的全球性爆发不仅对世界经济金融、政治体系和全球治理带来深刻的影响，也对国际传播格局造成巨大影响。笔者认为全球新冠疫情对国际传播格局至少产生以下五大影响。
一、传播介质本身的影响被削弱，传播内容的价值被极大增强。上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强调媒介的作用。从以往的传播经验来看，传统媒体，例如报刊杂志、广播电视都被认为是最具信服力的传播载体，其权威性超过了社交媒体。然而，新冠疫情爆发使受众对及时、准确的信息需求猛增。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社交媒体，受众关注的重点是报道和传播的内容本身。消息传播及时性和真实性显得更加重要。
从另一角度来说，由于发布内容的写作模式、情感表达和题材选取不同，以微博、微信公众要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和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也成为信息流下沉的主要阵地。
二、疫情的全球性打破国际传播界限，受众关注消息的维度极大扩展。在疫情还未全球大流行阶段，受众关注的多是我国的疫情发展态势，体现了新闻的贴近性。但当疫情蔓延至世界各地，中国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受众关注的焦点不再局限于国内新闻，开始特别关注国际疫情蔓延情况。尤其是对于在海外有亲朋好友的国人来说，关注亲人所在地的疫情成为常态。与此同时，鉴于中国逐步成为最安全的国度，国外民众对中国疫情新闻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包括中国在抗击疫情的有效做法和如何科学有效地防护等信息。
三、议程设置的主体多元化，国家政府政要、医疗专家等充当了重要意见领袖。原来在国际传播过程中设置议程的主体以传统媒体为主。疫情爆发后，个体的反向议程设置功能凸显。其一是国家政要利用社交媒体设置议程，如特朗普在推特中“中国病毒”的说法，企图掀起反华舆论场；其二是以疾病专家为主的意见领袖开始为中外媒体设置议程。疫情前期，钟南山院士成为大众了解疫情发展最权威的信源，声音被媒体不断放大；上海专家张文宏以其朴实、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话语，赢得了中外舆论的认可，在引导和稳定疫情舆论和媒体议程设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中国特色话语权撬动西方话语霸权，发出了非西方的响亮话语。一个半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仅在军事和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形成了霸权。西方开动宣传机器运用批判性话语，鼓吹“中国威胁论”，抹黑贬低中国在抗击疫情作出的牺牲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此次全球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或成为转折点。
随着中国在援助国际疫情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国际信息流出现逆向传播，中国抗击疫情的真实情况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舆论场的认可，连一向以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西方媒体在事实前面也转变了其看法。中国特色抗疫经验和治理模式被外媒报道借鉴，不仅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其他国家借鉴的范例。现在，越来越多身处疫情漩涡中的西方媒体意识到，谁都不能独善其身，也能更加清晰分辨出谁才是世界的蛮横搅局者和和平捍卫者。
最近在G20峰会等国际舞台上，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主张不仅展现了大国姿态，也有效发出了非西方的响亮话语，展示了中国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在抗击全球疫情过程，中国已成为重要的国际捐助国，是一个卓越的国际贡献者而不是“搭顺风车”者。
五、谣言的散播几何级增长、传播速度增快，给传播中国声音和构建国家形象带来了挑战。全球疫情如同双刃剑，在国际信息流由“东方转向西方”的过程中，杂音不绝。新型冠状病毒事件期间，关于防疫的谣言层出不穷，有时甚至会造成严重影响。Misinformation（误导信息）和disinformation（不实信息）成为谣言表现的主要形式。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出于特定目的会发布误导信息，如发表否定中国的努力的言论。他们企图扰乱中国真实信息传播的节奏和方向，并通过其他媒体回流，引起民众情绪对立，进而影响国际传播流程。不实信息的传播更多是无意为之，传播者都在承担着信息分享和告知的作用。从谣言传播渠道看，网络成为了主战场，互联网渠道加快了谣言国际间的流动速度，我国相关部门、主流媒体以及新浪、腾讯等都专门开设了辟谣专栏，尤其在在疫情初期不定的阶段，帮助受众甄别虚假信息，民众也养成了谨慎审视信息的习惯，减少我国真实信息传播影响。
目前，全球疫情仍在蔓延中，但其对国际传播格局的五大影响已经显现，这些趋势仍将继续。
（来源：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