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欧洲主要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误解在疫情之后却明显加深。这与中欧政府层面努力推进彼此关系发展，增进理解与互信的图景形成了明显反差。
今年是中国同欧盟建交45周年，尽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中欧之间的重要外交议程不得不推迟，但随着中国防控新冠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以及欧洲地区疫情放缓，中欧双方很快就着手加速推进原定于今年举行的重大外交议程。
6月22日举行的第22次中国－欧盟领导人视频会晤，除了李克强总理参会外，习近平主席也特别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了会谈，这种主席加总理的“高配”传递出了中方对当前中欧关系的重视程度。此次会晤也体现了中欧相互支持、携手合作、支持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积极意愿，增进了双方理解与互信，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与欧盟官方都释放出善意的同时，针对欧洲民众的民调传递出的信息不可不等闲视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民意不仅可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也在政策出台之后，直接影响政策执行。中国和欧洲要携手努力，加强合作，首先要增进欧洲民众对中国的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在增进民众对他国了解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全球性突发卫生事件中，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体现得更加强大，正如议程设置的提出者麦考姆斯所说的，媒体的相关报道不仅能够决定本国受众“想什么”，还能通过特征的描述，通过属性议程决定受众“如何想”。此外，在报道中，媒体还可以通过报道的框架，将事件发生的原因自然归因于某种因素，让受众产生一种联想，将责任与某些自然因素联系在一起。
那么，欧洲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是如何影响本国受众想什么？如何想？又将疫情扩散的责任归于何种因素呢？
误解如何产生？
面对新冠病毒这样一种人类尚未认识的病毒，在疫情爆发的早期阶段，要弄清这样一个人类未知的病毒的特征，需要一定的时间，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新冠病毒的来源是一个科学问题，应当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进行研究，基于事实和证据得出科学结论。然而，由于我国武汉是疫情最早的暴发地，当时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先入为主，将疫情的传播与中国武汉密切联系起来。
自2019年底到1月23日武汉封城前后，欧洲媒体的报道聚焦武汉早期的病例、疫情在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的情况以及旅行限制等。2月5日的法国《世界报》报道称，法国和英国于2月4日建议其国民避免前往中国，建议没有充分理由留在中国的法国人，尤其是家庭，暂时离开中国。
一些欧洲媒体甚至采用煽情的标题将疫情传播与中国相联系，质疑我国对疫情的治理能力。在欧美等国也出现疫情后，封城的措施已经证明是防止疫情快速传播的有效措施，且为不少国家所采用，但早在武汉封城时，英国《卫报》没有将封城视作我国阻断疫情扩散不得已采取的措施，而是用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严厉批评武汉的封城措施。
疫情早期的这些聚焦中国疫情的充满偏见、批评性的报道，不仅给民众造成了新冠病毒是中国传播的错误印象，还将中国所采取的有效抗疫措施与违反人权等意识形态的因素相联系。这种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间接导致新冠病毒在欧美流行时，很多国家没有吸取中国经验，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阻止病毒在国内的传播。
善意何以被曲解？
2月12日之后，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得到控制，新增确诊人数逐日下降，截至3月10日，全国新增病例只有20人，湖北以外的地区新增只有2例，防控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
与此同时，3月以后，海外疫情却呈现迅猛的增长势头。欧洲的意大利、法国、德国等以及美国等都受到巨大冲击。疫情同时还出现在了中东国家伊朗，3月10日，伊朗的新增确诊人数达到743人，累计确诊达到了7161例，仅次于意大利和韩国，成为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面对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中国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在3月26日举行的G20视频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病毒。这种大国担当，却被一些媒体指责为中国开展“口罩外交”，批评中国将援助工具化。法国《世界报》3月25日在报道中把中国对外援助抗疫物资歪曲为有图谋的“慷慨政治”，乘机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
对于富裕的欧洲而言，一向只有援助他国的傲慢，而他国报道自己接受援助似乎是很丢面子的。法国《世界报》3月24日的社论就体现了这种“羞耻感”，认为中国报道对外援助对受疫情冲击的国家似乎“不体面”。
不仅如此，部分欧洲媒体还特别报道中国的援外物资遭遇退货的情况。当疫情在全球蔓延时，源于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大国担当，我国向欧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在援助过程中，极个别的物资生产的国际标准不同，产生了误解。情况发生后，我国立刻采取措施，严把质量关。事实上，我国出口的绝大多数防疫物资都是保质保量的。但部分欧洲媒体的那些报道还是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使得民众对中国的生产的防疫物资质量的产生怀疑。
中国有句古话，叫瑕不掩瑜，但媒体报道恰恰相反，非常容易放大负面新闻。而上述负面报道，加之前期对我国疫情的报道，不仅没有传达出我国的大国担当，反映出我国对欧洲国家善意援助的真相，反而加深了欧洲民众对我国的误解。
偏见亟待消解
欧洲媒体从疫情初期开始的报道带来的对中国疫情的误解，以及在海外疫情暴发时对中国善意的一些曲解，导致疫情发生以来，欧州民众不仅对中国的友好度降低，甚至有不少民众错误地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责任归咎于中国。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全球变化研究所近日公布的一项关于新冠肺炎舆情调查结果发现，49%的英国人，40%的德国人，44%的法国人都认为中国对其国家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有责任。这种匪夷所思的结论，说明了媒体对新冠疫情报道的误导效果是惊人的。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不仅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也是非常友好的民族。遗憾的是，在布莱尔的全球变化研究所的这次调查中发现，英国、法国、德国与美国四国的调查人群中，认为中国对其友好的比例均不到10%。
不得不说，疫情发生后，欧洲媒体对中国的大量负面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欧洲民众对中国的友好态度。
面对这个调查结果，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呼吁，国际社会要认识到，一个稳定与繁荣的中国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以冷战思维面对中国不仅是误导，也是危险的。
媒体的偏见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疫情发生后，欧洲媒体的偏见明显加深。后疫情时代，需要逐步消除媒体误解。中欧双方不仅要在政府层面加强沟通与交流，也需要加强媒体之间的对话。
由于报道能力的限制，欧洲媒体的很多国际报道多是来自少数几个通讯社。一些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也很少有机会直接到中国进行深入采访，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对中国的真切了解，这些媒体的记者、编辑自然带着意识形态的偏见进行报道。我国应主动邀请欧洲各国的媒体记者来中国访问，同我国媒体界、学界等进行交流、对话，让他们亲身体会中国的国情，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媒体记者首先要了解中国，才有可能帮助欧洲民众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为中欧携手，更有效地推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建立良好的民意基础。
（陈沛芹：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研究员；何璇：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多语种全球新闻硕士生）
原文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