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社交媒体与虚假信息
在疫情爆发的背景下，社交媒体成为202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竞争的重要阵地。然而，社交媒体上流传着的与大选相关的虚假信息，进一步显现和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歧。这种情势下，探讨如何重新认识社交媒体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至关重要，而探索如何界定虚假新闻、实施事实核查就尤为关键。
社交媒体和虚假信息正成为美国社会力量博弈的工具
抖音短视频国际版TikTok10月17日宣布，因为QAnon传播极右翼阴谋论的“内容和账户”违反了TikTok有关虚假信息的规定，其平台上所有与QAnon相关的内容已被禁止。QAnon是2017年开始在网络出现的自称Q的匿名者，“匿名者Q”声称对美国政府机密有所了解，并认为美国政府内部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正密谋各种针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邪恶计划。借助于社交媒体的快速传播与分享特性，QAnon在美国拥有大批追随者。
TikTok并非唯一针对虚假信息出台限制政策的社交媒体，在此之前，其他美国几大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包括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及YouTube也就虚假信息出台了相关规定。
10月13日，《纽约邮报》报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之子亨特·拜登个人电脑硬盘机密文件泄露，声称亨特曾经在其供职的一家乌克兰天然气能源公司和自己的父亲之间牵线搭桥，为该公司谋求利益。脸书和推特在对新闻真实性有疑虑的情况下，限制用户转贴该新闻链接。共和党阵营对此大为恼火，声称脸书和推特此举实际带有党派偏见。现任总统特朗普也毫不留情地斥责这两大社交媒体。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10月16日表示，将传唤两家社交媒体的执行长前来作证。
10月16日，前总统奥巴马也发声指责特朗普在最近的播客节目中鼓励和诱导虚假信息的传播。
随着时间日益迫近11月3日大选日，美国舆论越发众声喧哗，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的传播不仅显现了美国社会的分歧，也正在放大和加剧这种分歧。美国一批黑人学者、活动家和作家发起了一个名为“国家黑人文化信息基金会”的项目，旨在反击网上围绕投票、赔偿和移民出现的误导性信息，以回击社交媒体上的账号及推特上的挑衅性言论，这些言论意在使黑人选民不愿参加选举，或试图使黑人选民反对其他有色人种。
学者瑞纳·格雷芬尼德（RainerGreifeneder）等人在其所编著的《虚假新闻的心理：接受、分享和纠正错误信息》一书中提出虚假新闻与社交媒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始于2016年美国大选。
智库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下设的“数字新政” 项目（the Digital New Deal）的最新研究显示，与2016年大选相比，2020大选中人们在Facebook上更多地与经常发布错误信息的新闻媒体进行互动。相较于2016年第三季度，2020年第三季度，脸书用户对来自定期发布虚假和误导性内容的新闻媒体的点赞、评论与转发数量大约增长了两倍。有人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在家的时间增多，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也相应增多。但是，该基金会的研究还显示，这段时间，人们与发布虚假内容的媒体互动的数量超过与传统媒体，比如美联社、路透社和彭博社间的互动。
依靠“推特治国”的美国总统与社交媒体冲突不断
社交媒体成为美国大选中的焦点话题与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媒介使用偏好不无关系。入主白宫以来，特朗普的执政风格被称作“推特治国”。他在推特上有8000万粉丝，日发推经常高达几十条。据统计，到今年5月，其上台以来总计发帖已达5.2万条。与之相比，他的竞争对手拜登在推特上的粉丝只有550万。与之前的美国总统不同，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政治传播颇具特色，他与美国传统精英媒体关系紧张。对好作“惊人之语”的特朗普而言，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与其风格十分契合。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的政治传播方式是社交媒体深刻卷入美国政治生活的写照；同时，他又进一步加深了社交媒体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卷入程度。
今年5月，推特与特朗普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因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本次大选选民可以采用邮寄投票方式替代现场投票。5月26日晚特朗普发推文称，邮寄投票可能造成“严重欺诈”、导致“大选被操纵”。而推特在此帖下方打了蓝色惊叹号，提醒用户“请核查有关邮寄选票的事实”。对此，特朗普连续发推文反击，指责推特“干涉2020年11月大选”、“扼杀言论自由，我，作为美国总统，绝对不许允许这种事发生。”
随后，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令，旨在限制社交媒体公司享有免责保护权。根据美国现行法律《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社交媒体公司不会因用户发帖内容而被追责，同时也可以删除合法但会引起反感的内容。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指出，如果社交媒体平台编辑用户发布的内容，美国的《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豁免权不适用。行政令要求美国国会立法“删除或更改”第230条。特朗普称，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将“立即”开始制定法律给国会稍后投票。他还说，包括出于网站服务条款中未提及的其他原因的“欺骗性”删帖行为应该被禁止，这些行为不应被豁免。
对此，推特针锋相对地回应说，该行政令是以“反动和政治化的方法”处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并补充称，《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保护美国的创新和言论自由”。该行政令虽因推特而起，但也涉及包括脸书和谷歌的YouTube在内的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因此，谷歌做出回应，特朗普的行政指令会“损害美国经济及其在互联网自由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
特朗普的行政限令更多被看做是意图引导公众舆论的象征性行为。法律专家表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是否会接受特朗普的行政令草案中对第230条的建议，不得而知。即便接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监管也不会对法官产生任何有约束力的法律作用。
社交媒体应该是真相的“裁判官”还是“旁观者”？
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围绕社交媒体与虚假新闻的争论仍能折射出美国社会各种观念间的分歧与碰撞。这场争论的核心在于究竟如何定位社交媒体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社交媒体究竟应被看做是平台还是媒体？如果仅是互联网公司经营的平台，那么平台则无需为其用户发布的内容负责。反之，如果是媒体，那么就要恪守新闻媒体的伦理道义和社会责任：核查事实并对发布事实负责。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针对5月间推特与特朗普总统间的争议，认为社交平台为特定帖子添加事实核查标签时，扮演了“出版者”的角色。鲁比奥说：“法律仍然保护像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公司，因为它们被认为是论坛而非出版商，但如果他们现在决定像出版商一样扮演编辑角色，就不应再被排除在法律责任之外，不受法律约束。”
在是平台还是媒介的争议中，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表现出摇摆之态。他以往反复表示脸书不应成为真相的裁判者，他曾对福克斯新闻表示，脸书不应扮演“真相的裁判官”，去辨别人们在网络上所说所有事的真伪，“私营企业，尤其是网络平台，都不应该这样做”。扎克伯格这一言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脸书历来避免将其平台上的不良内容一并删除的做法。扎克伯格还曾以脸书上否认犹太大屠杀的内容为例，说人们不应因为“弄错了事”而受到惩罚。然而，在看到脸书的做法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之后，扎克伯格不得不改变自己。
10月12日，扎克伯格在一则帖子中说，看到数据显示反犹太暴力激增后，他的“思想已经改变”。他表示，脸书将不再允许出现否认犹太大屠杀的帖子。此前，该公司还对与QAnon相关的组织实施了全面禁令，这比脸书早先试图消除迅速蔓延的阴谋论的尝试更为彻底。
互联网公司对自身在事实方面职责定位的摇摆实际上反映出它们为了维护公司经济利益，尽可能避免卷入政治或社会冲突的意图。
然而回避策略并不总是奏效，特别是在围绕社交媒体与虚假信息的争论频发的大选期间。推特创办人及CEO杰克·多西（Jack Dorsey）在5月与特朗普的冲突中指出标识不实信息并不是扮演“真相裁判官”，“涉及全球各国的选举，我们将继续指出不准确或有争议的信息”。
如何界定“虚假新闻”？核查事实是关键
在这场针对社交媒体与虚假新闻的争论中，有人呼吁，选举中更应信赖报纸而不是社交媒体。报纸等传统媒体，因其在事实核查上有一套流程，其提供的机构性事实往往享有公信力。但是，这一向传统回转的解决方案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事实，那就是，对美国年青一代而言，报纸已不是他们接触政治讯息的首选媒体。大选临近之日，社交媒体上的政治言论如此嘈杂喧闹，也是因为两党争取青年人选票，特别是“首投族”选票的竞争异常激烈。每四年，美国就有一批新的年轻公民和入籍公民首次参加总统选举，他们被称作“首投族”。美国年轻人是社交媒体的忠实用户，近年来，钟爱短视频平台TikTok和图片视频分享平台Instagram年轻用户越来越多。
社交媒体上，发声主体多元，具备事实核查机制的媒体机构所提供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情绪化、掺杂虚假信息的内容则可能更受追捧。不仅如此，基于大数据与算法的用户特征分析和有目的性的信息投放，都更可能影响用户的认知与态度，进而影响其投票行为。2016年，牛津词典将年度热词定为“后真相”，2017年柯林斯词典将年度热词定为“虚假新闻”，这实际上反映出，在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认为的“第一个全球传播范例”的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与虚假新闻议题实际上是一个全球问题，如何重新界定与核查事实，是全球人共同面临的问题。
（来源：深圳门户读特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