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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地球村共同记忆
全球化进程背景下，共识层面的记忆亟待强化，这涉及“祸福同当”的地球村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问题。
文／孟钟捷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花样繁多的“政治失忆”者轮番登场。诸多“政治失忆”问题，反映出一个本质性逻辑——对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的刻意操纵，涉及历史、文化等诸多层面。
一般而言，集体记忆与群体身份有关，不同的利益主体往往有着相对不同的集体记忆。但与此同时，也有着交叉性的共识。全球化进程背景下，共识层面的记忆亟待强化，这涉及“祸福同当”的地球村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问题。
关于历史记忆的对话
无论从个体经验还是从集体经验来说，记忆都不仅是主体行为，更是主体间交往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已指出，个人记忆是在现实社会组织（如家庭或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内形成的，而“集体记忆”的框架正是由相关个体彼此互动后才得以建构。
例如借助各类形式的同学会，我们在不自觉中为自己的学生时代绘制了五彩斑斓的记忆画卷。同样，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首先是通过两次国际审判（纽伦堡、东京）得到各国确认，进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雅尔塔体制的运作中展示它的效能。换言之，二战记忆的存续直接关系到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乃至战胜国之间既定关系的历史合法性问题，绝非某位政客或某个国家单方面靠“失忆”就能改变的。
在全球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超越民族国家而进行的记忆对话与合作实践变得愈加频繁。在欧洲，战胜国与战败国共同确立了二战的记忆时间，其中不仅有共同庆祝日（5月8日欧战胜利），还有共同哀悼日（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在非洲，塞内加尔在其首都达喀尔设计了殖民地解放事业的记忆空间——非洲复兴纪念碑，以此承载这片大陆的“共同的历史和命运”；在亚洲，中、日、韩三国曾合编了一本历史教科书，取名为《开创未来的历史》，旨在确立共同记忆的对象；无独有偶，德、法两国同样合编了历史教科书，更增添了邻国历史的比较章节与两国关系史，推动了相互理解与历史共识的形成。
在世界范围内，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隔都（源于中世纪的犹太区，意为市区中少数民族的聚集区）纪念碑前下跪的照片，之所以能够成为各国历史教科书中最常用的历史插图之一，恰是因为它所蕴涵的记忆价值是值得推广的历史经验。
与此相反，无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累累白骨，还是犹太受害者等待死亡列车的凄惨背影，都为年轻一代展示了人类社会必须吸取的惨痛教训。一般而言，当过去的时间、空间、对象及其价值的共同记忆变得越来越多时，人们对地球村的认同感才会逐渐上升。
共同记忆建构之难
当然，地球村共同记忆的建构之路并非坦途。
一方面，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问题，造成全球范围内的记忆共识存在着先天不足。在人类发展史上，尽管地区间交往的历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但近现代以来受利益驱动的资本扩张，才是把世界各部分紧密联系起来的原初动力。由此，也出现了中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形成了有利于西方国家利用其政治霸权地位来塑造涉及记忆文化的话语权。
冷战阴影则增加了形成共同记忆的难度。敌我之分的意识形态斗争，不仅给反法西斯同盟关系画上句号，还不时强化着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以至于当下居然在二战起源问题上也呈现“失忆”怪象。
另一方面，当用以传播历史记忆的手段变得更为丰富便捷时，地球村的共同记忆建构却可能正面临碎片化、暂时化与表象化的危险趋向。
新媒体虽然提供了扁平化的交往平台，似乎实现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一理念，然而缺失宏大关怀的个人体验有时很难引起“共鸣”。相反，仅仅基于个人经验去书写历史，很容易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历史之战”。
这不仅发生在一国内部，还偶发性地出现在一些世界性的社交网络中。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关口罩使用的历史及功效就成为重要话题之一。在此情形下，所谓“后真相”层面的现象便层出不穷。“后真相”是牛津词典2016年的年度词汇。英国“脱欧”公投期间，这一词汇频繁出现在各类报道和分析文章中，公投本身也被定性为“后真相政治”，即“客观事实对公众观点的影响不如诉诸感情或个人看法更有力”。
博人眼球的“历史探秘”，或者吊人胃口的“告诉你教科书中不写的史实”等标题党应运而生。在互联网世界里，人们或许找到了某种共同记忆的“形式”，但这些“形式”大多只是表象，并不代表使用者之间形成了共同记忆建构的实质基础，特别是赖以结合的文化精神。毕竟，在虚拟空间里，戴着面罩、掩饰个性的人并不少见。
三大建设性路径
在此情势下，倘若我们仍然寄希望于地球村的健康发展，致力于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那么就“共同记忆”层面，我们至少可以思考或完善以下三条路径。
首先，即便“机能失忆”在所难免，在“政治失忆”方面也应做好负面清单。国际社会总是无法避免地、自觉不自觉地“忘记”一些历史。但即便如此，我们绝不能故意忘记共同体的“建之因”“来之路”。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悲壮，便不会有反法西斯同盟各国的精诚合作，更不会出现战后世界治理体系革新的一连串尝试，如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倘若放弃这些负面清单上的记忆对象，那就意味着离开现存的交往网络，或返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野蛮舞台，可能重新上演一出出人间悲剧。
其次，为了营造共同记忆的有效机制，人类仍有必要继续改造现代世界体系，建立平等对话的文化空间。世界各地区的不同步发展，造成了“同时代的不同时代性”困境，如发达国家重视环境保护，而部分发展中国家却更重视工业发展。在这种不同发展阶段带来的认识差异下，形成了对于污染历史的不同记忆——于前者而言是“可怕的场景”，于后者来说可能是“活力的象征”。
因此，把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与发展中国家的未来认识结合起来，重点凸显国际组织的角色和作用，充分发挥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有效调动那些“国际人”（包括国际组织官员、跨国企业职员、经常参加国际比赛的运动员或艺术家等）的创造力等等，将成为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去、当下与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必由之路。
最后，在新媒体时代，在新技术的各种挑战面前，超越“短平快”的记忆乱象的主要方法，或是上到国际组织，下到专业人士，对于关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记忆主题，能够主动发声，并推动形成公共历史文化发展机制。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艰难曲折，生存困境、疾病侵扰、环境压力、治理难题等宏大关怀理应得到每个人的关注。专业人士应该主动走出象牙塔，认真思考在新媒体环境下历史科普的内容、形式与技巧。各国和各类国际组织则应主动思考共同记忆的时间、空间、对象及其意义建构等要素，及时为个人记忆提供集体、社会乃至文化记忆的“合适框架”，最终形成一种符合地球村发展的公共历史文化。
陈向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所长、研究员）
当前全球多地民粹主义泛滥，“反全球化”逆流涌动，美国对外强化“大国竞争”，使得当今世界分化、对抗、冲突、动荡的一面更加凸显。个别国家对二战历史、冷战历史等患上了严重的“失忆症”，为谋取一己之私而篡改（或企图篡改）历史，极力突出本国功劳、贬低他国贡献、抹黑别国形象，不仅违背史实，而且毒化当今大国关系氛围，乃至危及世界和平发展与全球战略稳定，需要及时精准对其批驳反击，以正视听。
面对西方一些政治势力的“政治失忆”症，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反思。
一是主要大国应承担重要责任，就反法西斯合作的历史记忆和共同抗疫的现实需要开展对话，共同纪念，突出合作，突出共同利益，包括举行“五常峰会”等，共同反对和抵制歪曲二战历史和将抗疫政治化、污名化的行径。
二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应主动发声，开展纪念二战胜利75周年的活动，宣传历史真相，鼓励多边合作，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三是各路媒体、专家学者等应承担守护“地球村共同记忆”的特殊责任，共同抵制民粹主义、“历史健忘症”和“新冷战”逆流，传播真相与正能量，防止极右翼与某些民粹政客利用社交媒体等操弄民意、颠覆历史、破坏国际合作。
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为维护国际秩序的基本稳定，需要对一些涉及到重大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历史记忆的共识进行塑造、巩固和加强，唯此才能确保人类和平与发展秩序之内在合法基础。“地球村共同记忆”的维护与塑造问题，实则是基于国际社会的公共伦理和责任的目标，而非基于特定国家的私利。在当今新媒体主导信息与话语传播的时代，以及参与主体更加多元，使得历史记忆的共识塑造遭受更多挑战。
对当事者即相关国家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加强政治领导人的伦理和责任意识的建设。这既靠其内在的学习和进步驱使，更要靠国际和国内精英发挥监督作用，使其成为“负责任”的追随者。相关媒体、知识界以及政治利益群体代言人，需要承担的是对历史记忆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个人而言，身处现代信息传播迅捷但又碎片化的时代，在面对历史记忆争端时，相信权威和科学的论证，而非情绪化的言说，至关重要。
吴瑛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人类需要携手解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寻找应对问题的共同方法，建构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记忆。
其中，新媒体与新技术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信息传播突破国界，全人类可以共同参与“地球村共同记忆”的建构；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多元思潮在全球互联网舆论场中发酵和蔓延，并可能“解构”记忆。
在新媒体空间，“地球村共同记忆”的守护和建构要建立在“世界公民”的认知基础之上，既要尊重民族历史、尊重民族文化，又要站在全人类整体发展观的立场上，拒绝遗忘、拒绝陕隘的以国家利益为标准的选择性记忆。要开展对话与协商，还原历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段伟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如果认可以和平发展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愿景，国际行动主体应该以竞合而不是零和作为基本竞争策略，将包括共同记忆在内的认知差异及其背后的利益冲突，视为可以通过对话化解的差异和冲突，而不是引向终极对立的冷战式冲突。
在涉及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的一些问题上，一些西方政客惯用的议题设置手法值得关注。议题的抛出方一般在争议中具有天然的先手优势。不论其提出的议题本身是否合理，一般都对跟随话题的参与者的思维具有框定作用。特别是在复杂情势下，这些议题本身具有高度虚构性，且往往不是议题主导者的真实目的所在。议题主导者往往从战略试探的角度出发，有意抛出具有明显漏洞的议题，借此虚张声势，既有唬住对方又有挑起对方情绪化失策的作用。
面对这一挑战，应在对全局和长远的清晰认知基础上采取系统理性的应对之策。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超越冷战思维，把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退一步进二步的战略格局，认清议题操作以虚控实的实质，善于从战略层面破除和化解其负面功效。
莫纪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二战后联合国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此后，在联合国的框架下，人们致力于全球和平事业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为消除战争、贫困、恐怖等各种与人类文明发展格格不入的野蛮行径作不懈的斗争。
事实证明，在关乎地球村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上，只有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长久的发展之道。要在合作中发展，在分享中共赢，寻求整个人类命运的最大公约数。
(作者孟钟捷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国际历史教育协会学术咨询委员会成员；采访整理：《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原文链接：http://www.xinhuanet.com/globe/2020-06/09/c_13912338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