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海外舆情研究速递（八）|隐喻的解剖:“信息疫情”的起源、使用和盲点
Autopsy of a metaphor: The origins, use and blind spots of the ‘infodemic’
Felix·M·Simon .
New Media & Society《新媒体&社会》
摘要：2020年，“信息疫情”一词从相对不为人知变成了一个流行的笼统隐喻，代表了快速、广泛传播的新冠病毒相关错误信息的危险。它登上了成千上万的学术出版物，并受到了政策制定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本文追溯了“信息疫情”这个隐喻的起源和使用，并指出了这个看似直观的术语中固有的盲点。从认知科学和传播研究的文献中，本文展示了为什么信息不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并指出“信息疫情”这个隐喻是如何误导人。因为它合并了多种形式的社会行为，将复杂的情况过于简单化，缺乏具体的支撑证据。“信息疫情”被不加批判地采用，这可能弊大于利。可能会稀释学术工作、公共话语的质量，并导致国家在政策制定方面的越权。
关键词：新冠病毒-19、数字媒体、信息传播、新闻、隐喻、错误信息、新闻、疫情、决策、科学、世卫组织
“信息疫情”（infodemic）这一术语早在2003年已经出现，当时在SARS爆发的背景下，政治分析家大卫·J·罗斯科普夫（David J Rothkopf）在《华盛顿邮报》的评论中首次使用了该词。但是这一术语并未得到广泛使用，直到2020年2月世卫组织在声明中提到该词，并呼吁社会各界抗击“信息疫情”之后，这一概念变得炙手可热,记者、活动家、学者、科学界纷纷使用这个术语，将他们的工作与这一突出的主题联系起来。“信息疫情”成为一种典型的“框架工具”（framing devices，可理解为嵌套式叙事结构）。本文梳理了“信息疫情”这个概念如何迅速普及，聚焦于分析滥用这个词带来的负面后果。
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段，以两物之间的相似性来作间接暗示的比喻。隐喻产生思维模式，将联想从一个领域带到另一个领域。“信息疫情”则属于一种强烈隐喻，即被普遍使用，具有丰富的背景含义，创造了一个比单纯比较更强大的联系。但是，本文指出，“信息疫情”是一个有缺陷的概念和隐喻。第一个批评是，当涉及到虚假信息的传播时，流行病学隐喻可能是直观的，但也具有误导性。“信息疫情”从一开始，就用流行病学话语把信息传播与非理性联系在一起，将公众比作被信息“感染”的“宿主”，这一自然的隐喻过程其实和拉丁语“communicare”（共享）这个共同的词源有关。信息和疾病都可以被人们共享和传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会使用传播隐喻来描述疾病传播，反之亦然。然而，它忽略了意图这一方面。疾病通常不是有意共享的，而信息通常是有意共享的。第二个批评是，“信息疫情”的逻辑是，信息过载使得人们很难找到可靠的来源和指导，因此需要进行舆论引导。这一逻辑本身也应该被谨慎对待。如Graber、Neuman等学者指出，观众在应对“过多的新闻”时，已经逐渐掌握了将注意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技巧，善于进行选择性地专注。“信息疫情”包含的两个假定，第一，在当前的大流行期间，信息供应过剩，这与“正常”时期明显不同;第二，人们无法应对任何供应过剩。对此我们均应持保留态度。
小舆觉得本文对“信息疫情”这一隐喻的分析非常精彩，尤其是文章最后讨论了滥用这一隐喻带来的后果。虽然，世卫组织、新闻媒体等行动者通过这一概念，构建起了跨学科的群体间联盟，将虚假信息定义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并在寻求对策和解决方案中起到了“战斗口号”的作用，但是，这一概念的滥用也造成社会中无益的、夸大的想象，忽视了真正的问题和结构性根源，并且可能成为进一步侵犯人权或制造道德恐慌的工具。我们不应该毫无批判地接受“常识”，即便“信息疫情”确实吻合了部分社会现实，但这一隐喻除了阐释现实外，还有更大的力量。比如，西方可以利用这一隐喻，加大对中国制造虚假信息的攻击，一些机构也可能借此争夺话语权，对公众的隐私、人身权利等产生一定的越权。正如以往学者们的研究已经表明，隐喻是人类认知的核心，部分决定着人类的判断和选择行为，当下，我们应当对新冠疫情中流行的隐喻给予更多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