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能力，在国际市场提高中国声音，扩大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这已成了当前业界最为关注的热门话题。
鲸平台：郭院长，据您观察，近年国际传播环境有哪些变化趋势？
郭可：在我看来，有三个变化趋势——国际传播格局多元化日趋明显，东升西降和去西方中心化加速；以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反华和遏华态势加剧；内宣和外宣传播的联动效应明显。
第一点，国际传播格局的多元化日趋明显。虽然目前在国际传播格局中，西强东弱还没有根本性扭转，但也出现了东升西降的趋势。
第二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近年来的反华和遏华势头不断加剧，甚至没有底线，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第三点，内宣和外宣传播的联动效应明显。30年前我们内宣与外宣基本上泾渭分明，而近年来，国内外传播联动趋势日益频繁，内外宣界限越来越模糊。尤其随着互联网和智能翻译软件的发展，我们国内报道，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国际舆论场上一个巨大的争论点。
鲸平台：面对以上趋势，国内媒体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郭可：从战略层面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5•31”讲话中已经提出全面和系统的框架以及实施的路径，就是明确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中国国际话语权。
应该说，国家领导人对整个国际传播工作不仅提出了总体框架和思路，还提供了非常详细的工作指导。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地方政府和地方媒体，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却习惯于以政治安全为第一，照本宣科多，生动阐述少；宏大叙事多，具体细节少；颂扬赞歌多，凡人日常少。这样讲中国故事，往往难以引起外国人的兴趣，达不到宣传的效果。这种领导人要求和地方上实际执行的差异，就形成了一种“漏斗效应”，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广大宣传机构和个人，进行思维上的革新，在对外传播中也敢于创新。
另外，在发挥我们国家媒体主渠道作用同时，还应该积极发挥民间智库作用，这更有利于推动我国国际传播工作，达到传播效应的最优化。
鲸平台：您曾多次表示，中美需要对话，而传播学界的学者要促进中美未来合作与交流。新闻传播界学者具体可以做什么？
郭可：是的，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应该与美国学者多加强交流和合作，因为美国国内反华目前主要是所谓的一小撮反华政治精英人物，而绝大部分的美国学者希望与中国学者加强交流。积极推动两国民间交流合作，学术界应该是可以找到许多合作点的。
上外新闻传播学院素来以中外交流为特色，也一直致力于与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国际学者合作。例如2021年我们创办了英文学术期刊《网络媒体与全球传播》（Online Media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网站地址：http://omgc.shisu.edu.cn/ ），邀请了来自美国和五大洲20多个国家的30多名国际知名学者担任我们学刊的主编和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不仅发表英文学术论文，还把这些论文的摘要转化为7个语种，希望我们学刊能成为英语学界与非英语学界的桥梁。另外，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2023年将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第六届世界新闻教育大会。这是世界新闻教育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届时将吸引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新闻传播教育学者来与会。
鲸平台：您提及的学者可以做的工作，目前进展与成效如何？遇到了哪些困难与瓶颈？
郭可：我们的这些学术活动是有成效的。2023世界新闻教育大会的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目前包括美国AJEMC和亚洲AMIC等新闻传播教育协会已经愿意与我们合。我们创办的英文学刊，尽管目前仅发布了两期，但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我们不仅发布这些学者最新学术成果，还与这些学者开展线上和线下的交流活动，定期开展诸如Z世代年轻人媒介使用的合作项目等。我们希望我们的英文学刊不仅能推动我们学院学术研究的发展，还能有效推动国际传播学术研究活动。
目前国际传播的困难与瓶颈，也是有的。在国际传播中，由于国情不一样，中国学者一般不会主动在公开场合讨论诸如民主和自由的概念，有些西方学者就认为我们没有自信，甚至据此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和自由的国家。但民主和自由并非西方国家独有的，中国也有民主和自由，只是我们与西方的理解方式和内涵是不一样的。可喜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已经出版了民主白皮书，我国学者也开始研究中国特色的全过程民主。理念的丰富不仅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供理论基础，也可以更有效地开展制度创新，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
鲸平台：请您介绍贵院的优势与特色，以及学院近年在国际传播领域产学研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
郭可：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前身是设立于1983年的国际新闻专业，是我国最早设立国际新闻专业的学科之一，现已发展成为以“国际化”、“厚基础”、“实践型”为人才培养特色，以全球传播和国际舆情智能数据为研究重点的教学研究实体，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名列前茅。学院现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校共建”单位，荣获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全国高校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目前设有5个本科专业（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和网络与新媒体）和3个二级学术硕士点（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1个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点、国际新闻与传播硕士生项目（国新班）和全球传播二级博士点，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
学院建设了30多门全英文课程为基础的硕士和博士国际化培养体系，并突出以国际传播实践为导向的产学研模式。学院和上海市松江区联手打上外-松江全球传播实训基地，推出全国区级融媒体中心首个英文APP编辑部，并用这种方式推动产学研融合。目前基地下设1个众创空间及8个特色实验室，包括：上外多语种国际舆情实验室、国家话语与对外传播实验室、松江-G60双创孵化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创新上海与产业实验室、跨国企业传播实验室、未来全球媒体与教育实验室、全球影视传播实验室。去年为迎接建党百年，上海市政府新闻办、新民晚报联合策划推出了《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百集融媒体产品，上海外国语大学积极承担了百集视频英语翻译与制作工作。我们了走访市政府新闻办、新民晚报，商定新传师生团队参与《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英语翻译与制作的细节落实，同时上外宣传部将组织多语种师生从5月上旬起参与德、法、俄、日、阿拉伯、西班牙等 6 种语言的部分翻译制作，以提升百集融媒体产品在全球的传播力。
2022年，学院在市外宣办领导下，与上海市外宣媒体一起合作推出打造IP Shanghai企业国际传播项目，希望能开展企业国际传播的教学实践项目，还能开展全球城市与国际企业传播联合研究。学院与在沪的跨国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开展产学研融合项目，包括与喜马拉雅一起联合“外宣视频产品英文配音培训项目”，不仅能倒逼学院的课程体系改革，还能有效参与国际传播实战，培养国际传播市场急需的外宣人才。
鲸平台：您曾经组织过中外新闻学院院长国际研讨会，据您观察，中国新闻学院的人才培养和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特点？国际传播环境变化对学院人才培养带来了哪些挑战？
郭可：我国的新闻传播学院的人才培养整体上规模大、发展快，但质量还有待提升。就我们学院而言，遇到比较大的挑战是——某些制度性的限制导致学院招生与就业需求之间、教学和科研管理之间仍存在一定脱节的现象，较难探索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无法打破高校之间和高校内部的行政壁垒。
过去我们的毕业生，因为他们英语能力和优势可以在媒体行业找到工作，在市场上总体供不应求。但是最近几年，我们毕业学生的就业难度在增大，学生的专业对口率也不如以前，因为现在的媒体单位每年招聘人数不多，于是新闻传播学院毕业学生只能去企业就业，甚至其他与新闻传播关联度不高的单位就业。
此外，高校教学和科研管理也存在一定脱节的现象。比如我们学院要开展教学创新，往往认为这只是与教学有关，而事实上教学与科研是可以联动的，总之目前办学模式、课程体系联动以及学分计算方式都还不够灵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