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共舆论研究杂志》2021年第1期内容速览
《国际公共舆论研究杂志》（季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是世界舆论研究协会（WAPOR）的官方出版物，除原创文章外，该杂志还包括评论文章、该领域的最新调查、主要书评和研究报告、期刊摘要、即将召开的会议信息，以及关于世界舆论研究协会的新闻。《国际公共舆论研究杂志》2021年第1期，共收录7篇论文，5篇研究报告。
目录/contents
To Credit or to Blame?
The Asymmetric Impact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in Economic News
归功或归咎？
经济新闻中政府责任的不对称影响
Alyt Damstra, Mark Boukes,
Rens Vliegenthart
https://doi.org/10.1093/ijpor/edz054
本文研究了经济新闻中的功过归因对政府评价的不对称影响。研究采用的数据集包含了对荷兰经济新闻（来自纸媒、电视、网络，N = 5,630）的人工内容分析和一项2015年进行的三波固定样本调查（N = 3,240）。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新闻将经济问题归咎于政府，那么受众也会倾向于接受这种框架并将经济危机归咎于政府。新闻中对政府的归咎会导致政府受到更多的负面评价。对危机责任的归因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该影响进行调节。新闻中对政府的归功不会对公众意见产生影响。
It Depends on Who’s Asking:
Interviewer Gender Effects on
Credibility Ratings of Male and Female
Journalists in Six Arab Countries
取决于谁在提问：采访者性别对六个
阿拉伯国家记者可信度评分的影响
Justin D Martin
https://doi.org/10.1093/ijpor/edz053
研究基于在六个阿拉伯国家进行的调查实验，考察了采访者性别对受访者对男性或女性记者的态度有何影响。实验由一名男性或女性采访者向来自约旦、黎巴嫩、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突尼斯和阿联酋的受访者（N=5,040）阅读一段男性或女性记者报道政治丑闻的情景，随后，采访者会就记者的可信度向受访者提问。六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的受访者在对记者可信度进行评价时受到了采访者性别的影响（突尼斯和阿联酋的受访者受到正向影响，约旦和黎巴嫩的受访者受到负向影响），黎巴嫩的受访者在对记者进行知识性评价时则受到了负面影响。本文还讨论了研究对媒体可信度研究、性别偏见研究和调查研究的意义。
They Are Selling Themselves Out
to the Enemy!
The Content and Effects of
Populist Conspiracy Theories
他们在向敌人出卖自己!
民粹主义阴谋论的内容与影响
Michael Hameleers
https://doi.org/10.1093/ijpor/edaa004
尽管民粹主义言论与阴谋论之间存在所谓的话语亲和力，但政客如何通过传播民粹主义阴谋论来激发个体对民粹主义思想的支持却鲜为人知。因此，本文对主要的（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客（特朗普和威尔德斯）的自我传播进行了定性内容分析，并进行了一项人为操纵民粹主义阴谋核心内容特征的实验。研究发现，与单纯接触民粹主义思想相比，接触民粹主义阴谋论更容易激发公众的民粹主义态度。本文对民粹主义分子如何在其传播活动中构建阴谋论的框架，以及民粹主义阴谋论框架如何推动社会对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进行了说明。
The Affective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Opinion Expression on Social Media:
A Panel Analysis
社交媒体上政治观点表达的情感基础：
面板数据分析
Raffael Heiss
https://doi.org/10.1093/ijpor/edaa009
公民不仅可以利用社交媒体（SM）阅读新闻，还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其政治观点。本文基于认知评价和情感智力理论，利用两波面板数据研究了社交媒体上政治观点表达的情感基础（POESM）。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政治动机极低的社交媒体用户来说，POESM受到了热情和愤怒的刺激。在具备政治动机的社交媒体用户当中，焦虑增加了政治知识不足的用户的POESM，但却减少了政治知识丰富的用户的POESM。由此可见，情绪状态是POESM一个有力的驱动因素。在POESM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情绪可能会刺激在线讨论，并促使政治辩论更加情绪化。
Cognitive Heuristics, Inter-Institutional
Politics, and Public Perceptions of
Insulated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认知启发、机构间政治及公众
对独立机构的看法：以美国最高法院为例
Michael A Zilis
https://doi.org/10.1093/ijpor/edaa013
公民对独立机构意识形态取向的看法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关于公民如何甚至能否形成这类看法尚无定论。本文以美国最高法院为例，提出公民对机构意识形态的看法会受到机构间启发的影响，或法院意识形态倾向会受到总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研究通过多种方法证明，在公民看来，法院与总统的倾向趋于一致，该观点的总体变化可以预测，但在微观层面却存在很大的不同。上述发现呼应了政治两极分化的相关讨论，说明在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下，公民可能会认为独立机构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极端性。
Devotion at Sub-National Level:
Ramadan, Nighttime Lights, a
nd Religiosity in the Egyptian
地方性研究：斋月、夜间灯光
与埃及宗教虔诚度
Sabri Ciftci, Michael Robbins,
Sofya Zaytseva
https://doi.org/10.1093/ijpor/edaa019
本研究旨在为宗教虔诚度构建可靠的衡量标准，并在对核心概念操作化的过程中对基于调查的衡量标准进行交叉验证。研究利用多层回归和事后分层技术，从阿拉伯晴雨表调查中获取了埃及各省地方级宗教虔诚度的衡量结果。随后，研究通过卫星图像将上述结果与斋月期间的夜间灯光强度进行对比。分析表明，尽管并不完全具备代表性，但地方级的调查数据经汇总后能够实现对宗教虔诚度的大致衡量。上述发现为宗教虔诚度的衡量引入了一套建立在斋月期间夜间活动基础上的新标准，并对总体宗教虔诚度以调查为基础的衡量标准的可靠性进行了交叉验证，为相关领域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
Migrants’ and Natives’ Attitudes toward
Public Healthcare Provision in
Denmark,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丹麦、德国及荷兰三国移民与原住民
对公共医疗服务的态度
Verena Seibel, Jeanette A J Renema
https://doi.org/10.1093/ijpor/edaa024
公共医疗一直是欧洲福利国家的一大主要支柱，虽然欧洲福利国家的移民数量在与日俱增，但人们对移民人口对医疗的态度知之甚少。研究基于MIFARE调查的最新数据，对比了丹麦、德国以及荷兰三个国家原住民与9个移民群体对医疗服务中政府介入度的看法及其对公共医疗的满意度。研究发现，与原住民相比，移民认为政府在提供医疗服务方面的责任较小，同时，移民对公共医疗的满意度高于原住民。虽然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健康差异无法对这一差异做出解释，但研究发现社会化进程与医疗权利知识会对该差异起到调节作用。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A Visual Test of Political Knowledge:
Does It Reduce the Effect of Age and
Gender?
图意能达万言. 对政治知识的图象测试:
政治知识是否会减少年龄和性别的影响？
Dieter Stiers, Marc Hooghe
https://doi.org/10.1093/ijpor/edz052
政治知识无疑是民主社会公民的一项重要资源。政治知识能够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更加有效，并能够帮助公民更好地确认最能代表其信仰与偏好的候选人及政党（Delli Carpini & Keeter, 1996）。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由于性别、媒体使用模式、教育水平以及年龄的不同，公民的政治知识水平长期存在巨大的差异。妇女、年轻人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在政治知识水平方面的得分系统性偏低（Prior，2005）。目前尚不存在能够对政治知识进行公正可靠衡量的公认标准，鉴于政治知识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作用，这一问题亟待解决。此外，人们对常用的测量方法的有效性有强烈的担忧。因此，在本研究报告中，我们引入了一个使用 “视觉”测量政治知识的测试。具体来说，我们有两个主要目标。首先，我们的研究与传统的测量方法相比，将增加视觉知识是否会导致不同知识水平的测量。第二，我们还将研究视觉知识对在政治知识研究中经常发现的性别差距和年龄差距的影响。
A Network Analysis of Global Trust
Across 11 Democratic Countries
对11个民主国家全球信任的网络分析
Robert Jiqi Zhang, James H Liu,
Gary Brown, Homero Gil de Zúñiga
https://doi.org/10.1093/ijpor/edaa002
信任被视为现代社会促进经济繁荣与政治运作的粘合剂（如Fukuyama，1995；Newton，2001；Putnam，2000；见Warren，1999对信任的批判性观点）。既有文献对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进行了区分，有观点认为二者基础不同（如Uslaner，2002，2018），所以应加以区分。然而，近来学界正日益认识到信任之间的相互关联性：Newton、Stolle和Zmerli（2018）认为，社会和政治信任“以一种相互促进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支撑着社会和谐、经济效率和民主政府”（Newton等，2018，第2页；另见Newton & Zmerli，2011）。同样，Liu, Milojev, Gil de Zúñiga, and Zhang （2018）提出了全球信任清单（GTI）的概念，该清单涵盖“对他人依赖而产生的风险的组成部分以及对风险的整体把握”。在本研究中，我们引入网络分析作为一种相对新颖和有用的工具，以对GTI中的多种信任类型的相互关联性进行实证研究。
Are Environment Versus Economy
Trade-Off Questions More About
Environmental or Economic Attitudes?
环境与经济的权衡问题本质上
更多的是关于环境或经济的态度吗？
John Kenny
https://doi.org/10.1093/ijpor/edaa003
与个人环保偏好的影响相关的研究问题已有很多。研究发现，传统的左-右翼维度不足以完全解释政党偏好和投票模式，应把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如环境价值观--纳入考虑范围，因此这些问题在选举研究中尤为重要（Knutsen, 2017；Langsæther, 2019）。个人对环保支持度的影响因素方面同样存在争议。因此，对环保支持度进行有效衡量对于回答这类问题很有必要。对环保的支持涉及很多维度。其中包括对环境问题处理原则的支持，为环境做出个人牺牲的意愿以及为环境采取政治行动的意愿。这些维度各不相同，研究所采用的测量方法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Dietz, Stern, & Guagnano, 1998）。本文重点关注将环境保护的行动置于经济之上的权衡维度。
Homonationalism and Voting for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Addressing Unanswered Questions
by Zooming in on the Dutch Case
同性恋民族主义与对民粹主义激进右翼
的投票：以荷兰为例解决未解之题
Niels Spierings
https://doi.org/10.1093/ijpor/edaa005
反移民态度是解释哪些群体会投票支持民粹主义激进右翼（PRR）政党的核心因素（Lubbers, Gijsberts, & Scheepers, 2002; Rydgren, 2008）。PRR政党呼吁保护本土文化不受外来者影响，最近，PRR的政治家们将同性恋公民纳入需要保护的群体，尤其要保护其免受伊斯兰教的迫害（Bracke，2012；De Lange & Mügge，2015）。这一策略响应了所谓的“同性恋民族主义”：将接受同性恋公民视为定义国家的原则之一，并将对同性恋群体的接受作为谁有权利属于这个国家的衡量指标（参见Puar，2007；Schotten，2016）。这一概念在民意与投票相关的文献当中得到了呼应（尽管标签不同；例如，De Koster, Achterberg, Van der Waal, Van Bohemen, & Kemmers, 2014; Lancaster, 2019; Spierings, Lubbers, & Zaslove, 2017）。本研究在实证层面扩展了既有研究。
Does Education Instill Civic Duty?
Evidence from Monozygotic Twi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
教育是否灌输了公民责任？
基于美国和瑞典的同卵双生子研究
Aaron C Weinschenk, Christopher T Dawes,
Sven Oskarsson
https://doi.org/10.1093/ijpor/edaa006
为何一些人在投票问题上具备高度的公民责任感，而另一些人却根本不认为自己具有投票的义务？教育因素已被证实为公民责任感的一大重要前提。在《美国选民》中，坎贝尔、匡威、米勒和斯托克斯（1960）指出，公民责任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480）。Sniderman（1975）认为，“一个人在教育过程中走得越远，他对这种理想文化的规范掌握得就越深、越牢固”（第134-135页）。沃尔芬格和罗森斯通（1980）在其关于投票的开创性著作中指出，“美国学校就公民身份提供了大量明确的指导与劝告，强调了投票的义务，这可以看作是对公民责任感的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有可能遵守社会规范”（第18页）。本文更深入地研究教育与公民投票义务感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