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创刊于1937年，是哈佛大学美国公共舆论研究学会创办的学术刊物。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学、舆论学和政治科学。《舆论季刊》一直是领先的跨学科期刊，帮助从业者和学者审视传播研究的发展和角色，当前的舆论，以及舆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舆论季刊》最新一期为2022年冬季号第4期，共收录4篇论文，6篇研究报告，3篇书评。
学术论文
Survey Attention and Self-Reported Political Behavior
调查注意力与自我报告的政治行为
R Michael Alvarez, Yimeng Li
https://doi.org/10.1093/poq/nfac048
摘要
得益于新技术提供的新机会，调查研究法正在迅速发展。创新的方向之一在于线上访谈法的发展以及允许研究者测量受访者投入调查的注意力的方法进步。对受访者注意力的可靠测量能够反映调查答复质量的相关重要信息。在本文中，研究人员利用了2018年进行的一项创新调查。在这项调查中，研究人员直接将调查答复与行政数据相联系，以评估调查注意力和答复质量之间的关联。研究表明，注意力集中的调查对象更有可能就一些能够通过行政数据验证的行为和属性提供准确的答复。根据研究结果，本文讨论了应对调查中注意力不集中的受访者的最佳策略。
Emotionally Coping with Terrorism
恐怖主义的情感应对
Antoine J Banks, Heather M Hicks, Jennifer L Merolla
https://doi.org/10.1093/poq/nfac049
摘要
个体在接触到有关恐怖袭击的新闻后经常会感到愤怒。其应对策略是否能够有效地减少愤怒，应对策略对其政策态度又有何影响？研究认为，由于恐怖主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与威胁保持距离带来的感受要好过采取对抗性策略带来的感受，并能引起极端态度的减少。在三项实验研究中，研究者首先诱发了参与者对恐怖主义的愤怒，随后将参与者随机分配至不同的应对策略中。研究结果显示，情感导向型应对策略（与威胁保持距离）比问题导向型应对策略（即支持通过对抗性策略来解决愤怒）更加有效地减少愤怒。此外，只有与威胁保持距离策略才能减少对恐怖主义政策的极端立场。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部分群体即使被政治现象激怒，却依旧选择远离政治的原因。
Lying for Trump? Elite Cue-Taking and Expressive Responding on Vote Method
为特朗普撒谎？投票方式中的精英提示信息采纳与表达回应
Enrijeta Shino, Daniel A Smith, Laura Uribe
https://doi.org/10.1093/poq/nfac045
摘要
精英提示信息是否会影响人们的投票方式？既有文献侧重于精英提示信息对候选人评价或政策偏好的影响，但人们对精英提示信息如何影响投票方式偏好知之甚少。基于一项针对佛罗里达州有效选民的大型调查（包括经常通过邮件投票的选民），研究发现，在2020年大选之前，回顾性和前瞻性投票方式误报主要由对特朗普的支持驱动。政治意识强的特朗普支持者更有可能否认自己通过邮件投票，并误报其在11月选举中的预期投票方式。了解精英提示信息对自我报告的政治行为政治化的影响和限制，对民调人员和竞选活动、选举管理者、选民及更广泛的民主选举进程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Estimating the Between-Issue Variation in Party Elite Cue Effects
政党精英线索效应的议题间差异评估
Ben M Tappin
https://doi.org/10.1093/poq/nfac052
摘要
政党精英线索（提示信息）是影响公民政治观点的因素之一。然而，不同研究当中关于其效果大小的结论存在着巨大差异，制约了政党精英提示信息研究的普遍性和理论发展。因此，了解政党精英线索效应的变化原因是推动该领域发展的首要任务。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现有研究数据的重新分析，结合由34个当代美国政策议题组成的原始调查实验，评估了由被研究政策议题的异质性引起的政党精英线索效应变化。据笔者估计，议题间的效应变化非常大，其规模相当于现有文献观察到的研究间差异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该结果有助于理解政党精英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并对政党精英提示信息研究的方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报告
Strategic Discrimination in the 2020 Democratic Primary
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的策略性歧视
Jon Green, Brian Schaffner, Sam Luks
https://doi.org/10.1093/poq/nfac051
摘要
初选选民通常支持其认为更有可能在大选中获胜的候选人，而非最能反映其政策偏好的候选人——这种观念被称为“可选举性”。虽然可选举性一般用以指代意识形态的温和，但最新的研究指出，候选人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可能会对这种观念产生影响。基于2019年6月对近3000名有民主党倾向的初选选民进行的联合实验，研究表明，尽管女性和有色人种候选人具有更受喜欢、持有稳定的政策立场和大选策略等优势，但是其可选举性被认为低于白人和男性候选人。这些影响与受访者的敌意性别歧视和种族怨恨无关，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对可选举性的关注减少了对女性和有色人种候选人的总体支持。研究结果论证并拓展了最近关于美国选民“策略性歧视”的发现。
Does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Distort Survey Analyses of Ideology and Self-Interest? Evidence from a List Experiment on Progressive Taxation
社会期望偏差是否扭曲了对意识形态和自我利益的调查分析？基于对累进税的列表实验研究
Tobias Heide-Jørgensen
https://doi.org/10.1093/poq/nfac050
摘要
作为政治态度的决定因素，意识形态取向和自我物质利益的相对重要性仍在被讨论。基于丹麦一项大型代表性线上调查中（N = 2,010）一项关于反对累进税的列表实验，笔者研究了社会期望顾虑如何影响调查研究者得出关于自我利益（用收入衡量）和意识形态（用左翼——右翼自我认同衡量）如何影响公众意见的结论。研究发现，与直接询问其意见相比，当通过列表实验间接而隐蔽地测量态度时，右翼人士对累进税的反对程度要低得多。事实上，右翼人士并不比左翼人士和中间人士更反对累进税。此外，在解决社会期望偏差的情况下，低收入者对税收累进制的反对程度要低得多，从而加大了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之间的态度差距。研究发现表明，调查研究有可能夸大了意识形态取向的重要性，并低估了政治观点对自我物质利益的反映程度。
Varieties of Mobility Measures: Comparing Survey and Mobile Phone Data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流动性的不同衡量方式：对新冠疫情期间调查和手机数据的比较研究
Fabian Kalleitner, David W Schiestl, Georg Heiler
https://doi.org/10.1093/poq/nfac042
摘要
新冠疫情期间，人口流动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主要变量，同时也是影响全球各国进行决策的关键因素。相关研究依靠多种指标测量个体流动性，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两种：调查自我报告以及手机中的行为流动性数据。然而，目前调查自我报告的流动性与基于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和全球定位系统（GPS）数据得到的流动性估计值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在2020年3月至2021年4月期间，本研究将奥地利一项小组调查中自我报告的流动性与基于（1）GSM数据和（2）谷歌GPS社区流动性报告得到的综合流动性估计值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无论是从总体上比较，还是按照年龄、性别及流动性类别对子群体进行比较，两组数据流动性变化的相关性都很高。然而，尽管表现出相似的趋势，但不同流动性估计值之间随时间变化的相对流动性存在很大差异。总的来说，虽然研究结果表明上述不同流动性估计值能够成功捕捉到相似的变化趋势，尤其是流动性在不同时间的变化方面，但研究人员需要意识到不同数据来源捕捉到的流动性存在差异。
Polarization Eh? Ideological Divergence and Partisan Sorting in the Canadian Mass Public
两极化？加拿大公众的意识形态分歧及党派选择
Eric Merkley
https://doi.org/10.1093/poq/nfac047
摘要
加拿大的意识形态两极分化日益受到评论家和学者的关注。本文基于1993年至2019年的加拿大选举研究来分别衡量加拿大公众意识形态分歧、意识形态一致性和党派—意识形态选择三个方面的趋势。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加拿大公众的意识形态正在分化并变得更加两极化这一观点。结果显示，加拿大公众意识形态呈单峰分布，并表现出轻微的更加分散的趋势，且完全受到过去两个选举周期的驱动。加拿大公众在意识形态上稍趋一致，且更加类别分明，即党性、意识形态认同和政策信仰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越来越强。本研究证明需要对加拿大大规模两极分化的原因和后果进行更多研究，并进一步努力将研究结果与美国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
Economic Inequality, the Working Poor, and Belief in the American Dream
经济不平等、工薪阶层穷人与对美国梦的信念
Benjamin J Newman
https://doi.org/10.1093/poq/nfac043
摘要
对经济不平等的接触是否会削弱对美国梦的信念？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像美国梦这样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会使人们在面对不平等时产生免疫力，因为这些意识形态会使人们把财富看作努力工作的结果，将贫穷归结于懒惰，从而将不平等的结果合理化。然而，当“穷人”指代的对象是工薪阶层的穷人时，不平等的存在可能会破坏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工薪阶层穷人的就业状况无法解释其“活该成为穷人”，并使得基于能动性解释贫困的适用性受到了挑战。全国调查中的两项实验表明，单独接触不平等现象并没有导致对美国梦信念的明显减少；然而，当接触不平等现象的“穷人”是工薪阶层穷人时，接触不平等现象就会明显减少对美国梦的信念。调节和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这些影响在低收入的美国人当中最为明显，并间接地提高了对政府减少不平等的支持。
Before the Party Hijacks: The Limited Role of Party Cues in Appraisal of Low-Salience Policies—Experimental Evidence
在政党“劫持”之前：党派提示信息在低显著性政策评价中的有限作用——基于实验研究
Clareta Treger
https://doi.org/10.1093/poq/nfac044
摘要
是什么影响着美国人的政策偏好：党派立场还是政策内容？虽然以往研究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但其中许多研究集中于高显著性的政策。这带来了一个需要辨别的问题，因为这些政策的内容包含党派的提示信息。本研究采用的则是低显著性政策，在议题被政党“劫持”之前，分辨出党派建议和政策内容的独特影响。相关政策被嵌入到一项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原始联合实验中。这种设计有助于对政策内容和党派赞助的影响进行正交评估。与以往研究相反，本研究发现受访者对低显著性的政策内容十分关注，且政策内容对受访者政策偏好的影响在各个政策领域均与党派提示信息的影响相当，甚至更甚。此外，民主党人士和共和党人士对许多低显著性政策的支持模式和水平是相似的。相比之下，党派提示信息使得党派人士在各政策领域下的偏好呈两极化。
